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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心语

走出校门那一刻

编辑: 来源:点击数: 发布时间:2015年03月31日

1970届  许平

 

1969年,我从南通中学初中部升入南通市一中高中部,今年刚好四十年。

本来我是68届初中毕业,文革期间那场声势浩大的“上山下乡”运动,把666768“老三届”高、初中毕业生基本全部送至农村或军垦农场务农,因此68届初中毕业时,几乎无人进入高中继续学习。据说是由于教育部门一些老同志指出全市高中将要关张的严重性,因此市里作了特殊安排,选择了一批不满16周岁、尚未送至军垦农场的毕业生进入高中学习,我记得全市总共只有53名。但后来又因为人数太少,不能单独开班,只能插进高二班学习。这样我就从69年上半年起,由初中部直接进入高二年级学习,学习一年半后,于1970年高中毕业。

在一中学习的时间其实非常短暂。当时仍处于文革后期,在基层,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基本结束,全国上下都在盼望着恢复正常的生产与生活秩序,但是上层的政治动荡仍未结束,一场更大的变动尚在酝酿之中,一切都在等待。教育界同样如此,学校师生希望重新开始教学上课,但是整个政治形势未曾明朗,“复课闹革命”只能流于空谈,学校只能安排最简单的教学以维持学校秩序。我与一中的老师、同学们的高中情缘就是在这样特殊的形势下形成的。

也许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教学氛围,反倒使大家与为数不多的几位带老师,如年级主任孙春景老师、班主任王冲老师、班主任许振国老师等来往较多。另外,当时正常的课程不多,活动不少,一年多的开学时间中多半都在“学工”、“学农”、“学军”,其中还插进一次“战备疏散”、一次去孤山煤矿参加“大会战”……所有这些活动中老师们都不把大家当普通学生,而更像是与朋友一样风雨同行,这样也使得与老师们在一起的时间皇家赌场手机版一些。初中部虽然经过四年,但由于从初一就开始“停课闹革命”,对初中老师的印象自然与高中时的大不一样。

“学问革命”使大家这代人的高中阶段几乎一片空白,这对于人一生的成长是一种无法弥补的损失。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高中时期是最后的学习阶段,比起初中阶段,学习的主体性发挥更加充分,也更知道寻找适合自己的治学方向与方法。而大家永远地失去了在这个阶段自我塑造的机会,想起来,是一种永远的痛。

然而,事物总是有其两面性的。高中时间没有充分的课堂学习时间,但是有机会与真实的中国社会接触,大家到工厂、煤矿、林场、车间……事实上这使大家青春期漫无边际的幻想有了一个落地生根的机会。也许不能说这种发展的轨迹有其普遍的价值,但我觉得在一中期间,我接触到的真实的中国社会,对于我以后在学业发展中始终保持一种本土取向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一直到现在,当我做研究课题时,总会想起在车间里认识的那些工人师傅,那些富于个性的语言和朴素而实在的行为逻辑。如果说,通中是我从小生活在其中、并一直延续到初中毕业的母校,是被一种崇高的治学精神所熏陶、所感染的起点所在,那么高中时的一中就是将这种志向与现实的中国社会结合的转机。或许不能说这种转机是一种自觉的、必然的选择,但它确实发生了、并持续地影响着我的生命进程,我仍然应当感谢它,这使得我始终对一中有一种默默的情系所在。

说起来可能有些奇怪,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中,一中给我的印象仍然是一个温暖的校园。我想这主要是因为那几位与大家朝夕相处的老师。老师年岁稍大,待大家如同敦厚的长者。我印象中,老师是一位教学功底很深的老师,在当时那种氛围下却只能带着大家上些“工农业生产常识”之类的课程,内心的愤懑与无奈可以想象,但他从不将这种情绪带给大家,只是在私下的场合有意无意地提醒几句“将来需要你们……”,话语不重却意味深长。高二年级(当时称“九连”)的几位带师秦老师、老师、老师,用今天的标准应当是清一色的“帅哥”团队。老师多才多艺,一派儒雅风度,是我见到的第一位“活”的“杨子荣”。老师是高中阶段一直带着大家的班主任。他开朗风趣,热情能干,办事很有一种“范儿”,但我最尊崇的是他为人耿直的品格,我永远无法忘怀那个特殊的年代一位班主任老师所给予的慰藉与温暖,以及用那种特殊的温暖所传递的信念与力量。

在“九连一排”学习,我是和几位跳级升入高中的同学一同插班的,在班上年龄小,个头小,外校调入,身上还背着一顶“资产阶级常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帽子,在班上不属另类也是完全可能“边缘化”的。作为学生,我本能的反应只能是通过自身努力的学习以换取老师及同学的认可,但在教学无法正常进行的环境下就连这样的机会都很少有。尽管如此,我却能时时从孙老师、老师还有几位其他班的老师那里时时感受到一种平等与信任,我甚至能感到那是一种顶着某种压力的“平等”对待。最难忘的,是毕业在即,当我快要走出校门的那一刻,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气候,我不仅被取消了评优秀学生的资格、班干部的资格,也被取消了分配进工厂的机会。当我感到极大的委屈而又茫然不知如何应对时,王冲老师特意将我留下谈话,一直谈到夜色深沉教室都没有开灯。永远不能忘记的是那句“在任何时候,都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在今天,这句话可能会被视为“官话”、“套话”,然而在那个夜晚,我却觉得这句话足以弥补无数的心灵伤痛。我牢牢地记往了老师的这句临别赠言。在以后的岁月里,回想起母校时总能想起那个夜晚那次谈话,同时也慢慢地从中理解到“老师”这个称谓的涵义。

大家这一代人在一中校园的体验,是后来的学弟学妹们无法想象、也无法理解的。由衷地希翼这样的体验永远不要重复,但它对于大家,却仍然是一份值得珍藏的、永远的人生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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