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之后再回首 “预防为主”应成今后长期方针

编辑: 来源: 发布时间:2003年12月16日
 
翻开历史,从来没有一个春天如此惊心动魄。那是一个到处是口罩的春天,那是一个弥漫着中药味的春天,那是一个亿万民众与非典进行殊死搏斗的春天。今年6月下旬,经过坚苦卓绝的斗争,我国终于取得了防治非典的阶段性重大胜利。   非典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然而,一个聪明的民族可以从灾难中学到比平时皇家赌场手机版的东西。非典时期,中国公共卫生的脆弱性暴露无遗。因此,我国政府把建立完善的公共卫生 体系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举措。目前,各地正在加紧构筑牢固的公共卫生防线,为迎战可能到来的非典等传染病而枕戈待旦。   非典还会再来吗?非典再来怎么办?这是许多人关心的话题   非典会不会再来,谁也无法预测。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使非典再来,大家也有足够的信心和能力战胜病魔。   一部人类的历史就是与疾病的斗争史。人类对一种流行病的恐慌和畏惧,大多来自知之不深或一无所知。事实上,任何流行病的传播都是有规律的。只要依靠科学的武器,就能战胜疾病。今年10月,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公布了新修订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诊疗方案》,这部方案凝聚了全国百余位医学专家的智慧,集中了非典诊治的最新研究成果。这说明,对于非典,大家已经能够从病原学、流行病学、实验室检查、影像学检查、治疗原则、预防控制等方面予以认识和把握。因此,即便非典再来,人们也不必像以前那样恐慌。   非典之后,我国政府前所未有地加大了公共卫生投入,一个从中央到县级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网络正在建设,各级财政还投入100多亿元用于医疗救治体系建设。同时,全国突发公共卫生应急体系逐步完善,疫情报告制度初步建立。根据有关规定,瞒报、漏报、缓报公共卫生事件和传染病疫情,都将受到严肃处理。一旦发现疫情,各地将马上启动相应的预警机制。目前,各地医院、诊所都在高度警惕非典,发热门诊24小时值班,并制定了严格科学的防范措施。   法律是预防控制疾病的重要武器。今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卫生部将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列入《传染病防治法》法定管理;5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公布施行,标志着我国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纳入法制轨道,卫生部同时发布了《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管理办法》和《关于加强农村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的引导意见》;12月,卫生部发布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办法》等。这些法律法规为抗击非典等传染病提供了有力保障,也强化了全社会依法防治疾病的意识。   人类与疾病的斗争是一场长期而艰巨的战役。非典之后,鼠疫、霍乱、病毒性肝炎、艾滋病等各种人类已知的疾病短时期内还不会消亡,各种未知的疾病还会出现,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为此,大家必须高度警惕,毫不松懈,努力筑起一道全民抗击疾病的钢铁长城。   为什么经济底子厚了,科技水平高了,公共卫生却成了“短腿”?   非典之后,我国公共卫生领域的变化和成绩是巨大的,但问题和差距依然不容忽视。   目前,我国的疾病预防控制形势十分严峻。据估计,全国约有500万肺结核患者,占全球结核病患者总数的1/4,而且相当多的人具有抗药性。病毒性肝炎发病率一直居高不下,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数量高居世界第一。性病、艾滋病也呈快速蔓延之势,目前全国共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约84万,艾滋病患者约8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总人数居亚洲第二位。而在广大农村地区,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被送走的“瘟神”血吸虫病又卷土重来,严重地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   为什么我国的经济底子厚了,科技水平高了,但公共卫生却一直是条“短腿”?症结之一就在于没有树立全面的发展观。   多年来,大家一直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但是,“发展”的真正内涵是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而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增长。过去,许多人存在观念误区,即把“发展是硬道理”理解为“经济增长是硬道理”,而“经济增长是硬道理”又往往被理解成片面追求经济尽快增长。   统计资料显示,1992年以来,我国年均经济增长速度达8%左右。但是,政府卫生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从1992年到2000年却一路下滑。这说明,经济发展了,公共卫生的投入并没有随之同步增加。   投资公共卫生比上几个项目更重要,但这一点往往被忽视。全民健康是需要投入的,尤其是政府的投入。只有这样,公共卫生的“短腿”才会长起来,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因素。   非典警示大家,“预防为主”应成为医疗卫生领域今后长期的方针   今年春天的非典为什么会“突如其来”?专家指出,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非典之所以能够造成如此巨大危害,根本原因在于大家长期以来“重医疗、轻预防”,卫生防疫体系不堪一击。   新中国成立以来很长时期,我国政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预防和消除传染病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方面。通过采用低成本的医疗技术,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条件下,保证人人享有基本的医疗保健服务,广大居民尤其是农民无须支付高额医疗费用就能得到基本卫生服务,“中国模式”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医疗卫生的重点悄然从农村转向城市,从重预防转向重医疗。在许多城市大医院,购买高精尖医疗设备热潮不断升温。对高科技的盲目追逐,导致大量的卫生资金流向先进的医疗设备,从而减少了公共卫生领域的投入。事实上,我国一些大城市的卫生资源占有量已达到或超过发达国家水平,如伽马刀、CT、彩超等的拥有率,连欧洲许多大城市也望尘莫及。但是,我国的许多大型设备利用率极低,浪费很大。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疾病预防控制经费总是短缺。在许多地方,疫情不到蔓延之势,就得不到财政投入。而疫情一过,资金马上断线。在不少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公共卫生事业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许多卫生防疫部门连发工资都困难,更谈不上添置检疫设备。让这样的“部队”承担控制疾病流行的重任,实在是勉为其难。   一位专家说,卫生防疫有点像国防。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不能因为不打仗就放弃国防。一旦有了敌情,平时国防投入的意义就会显现出来。即便没有敌情,也不意味着国防投入没有必要。也许正是因为拥有了一道“铜墙铁壁”,敌人才不敢贸然进犯。   健康是国民的第一素质,没有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非典警示大家,“预防为主”应成为我国医疗卫生领域今后长期的方针,因为公共卫生安全也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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